人本主義的精華全在於社會邊緣人才擁有的那種特質，根本無法向外擴散，也是非邊緣人無法輕易擁有的 －－ 漢娜•鄂蘭 《黑暗時代群像》
我一直很喜歡詩，並不是老派文藝詩人的那種，像是鄭愁予或者是余光中等具有強烈風格與主流文學體制的詩人。相反的，我喜歡的詩人像是鄭聿、王志元、鄭哲涵，或者是葉青、夏宇等人。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在他們的詩中，總是將人的感情、連結形容成孤獨的烏雲。暴露在草原前面會畏光的那種。
不妨讀一下葉青的〈那天〉：「一起散步那天/ 一邊和你講話像是正在寫信給你/ 是的 永遠不能再見面的那種信/ 未來的破洞就在眼前就是你/ 我拿出好多的「已經」想補起來/ 結果我被殺死/ 被那場散步殺死當場/ 就同時失去未來 過去 當時 現在/ 的我和你」
而提到邊緣的人，倒是讓我想起了卡繆與他的小說《鼠疫》，有趣的是，在小說裡安排邊緣人物的卡繆，同時也是遭到法國當代菁英文化圈所排擠的對象。與詩人相同的是，卡繆也渴望幸福。
卡繆的《鼠疫》是他的政治理念。他始終相信反抗，對他來說，只有反抗可以讓人們擁有他們本該擁有的幸福。而且這樣子的反抗，是要成為日常的。因此在小說裡，李厄醫師一干人組成了醫療團隊，成為反抗。即使這樣子的反抗是完全沒有效用，甚至可以稱做是失敗的。對卡繆來說，這樣子近乎無用的反抗，仍然有被從事的價值。而反抗成為了所有人必須的行為，進行思考，以及反抗不義。
而我從這裡想要探討兩個人，在卡繆的筆下，他們是邊緣的人物。而且正好成為了一組非常恰當的對比。
先說第一個人，他是記者藍柏。他會出現在城市是因為他正好被派駐到此地。而在鼠疫爆發之後不久，奧蘭城迅速封城，所有的外來群眾還來不及離開，就被困在此地了。藍柏也因此無法離開。
卡繆很巧妙地讓我們注意到這位記者。第一人稱敘事的李厄醫師如此說：
……分離對他們來說更是加倍痛苦，因為從外地進城後被瘟疫所困的他們，遠離的不只是無法團圓的人還有自己的家鄉。
藍柏這樣子被困在城裡的外地人，成為了某個孤獨的邊緣的人。他不斷的嘗試，用盡各種方法突破通路，就是想要離開此城。而他連絡上柯塔，終於有辦法在當天夜晚偷偷溜走。
但是不知道怎麼的，他在最關鍵離開的時分忽然停了下來。
或許這是卡繆對於邊緣人的情態捕捉，一種比同情心更凝重的畫面，像是《小蜜蜂之死》當中，對於藍尼的同志身分斯毫無不悅的麥妮，或者是《麥田捕手》當中的教授對荷頓半出於愛半出於惻隱之心的良善，這是屬於邊緣人才有的包容與寬大，處於被壓迫的邊緣人不忍指責不道德，也對於其他受傷的人有著包容與愛，因為他們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苦難的形成並非只是表面數據以及文字論述。他們也知道，活著的人對於反抗之困難。
所以藍柏成為了一個良善的人，他在當天晚上選擇留在城內，繼續從事著實質上沒有任何意義，與其說是醫療小組不如說是殯葬統計小隊的團隊，繼續看著死亡，等待巨型災難離去的那日。
只是日子仍然難過，我想這是邊緣人了解的事情。不管你是否選擇放棄、選擇面對、選擇來到山邊路邊海邊大喊一聲「啊～」，日子仍然難過。所有的苦難並不是你，卻無時無刻入侵想成為你。
所謂的邊緣良善，大抵就是可以擁抱每個人，卻鮮少有人靠近你的那種人所具備的特質。於是我們繼續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悲傷，還有一點點的期待度日。就像是鼠疫當中，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無法抵禦的大難，但是卻不得不每天醒來，然後出門，不管是去咖啡廳、酒館、電影院，或者是去正好被困在城市的戲班在表演裏頭隱喻死亡的表演廳看表演。這樣子的相對邊緣感，來自苦難，來自封城。因此城中的人有種隱約的被放逐感，而藍柏這類的人，成為了城市當中無形的邊緣的人士。
另外一個角色是柯塔。看過《鼠疫》的人，必然忘不了這個人物的性格。他第一次出現，是自殺失敗。他的行為引來了樓上的公務員葛朗以及醫師李厄的關注。只是他在自殺失敗後沒多久，城市就封城了。他頓時與整座城市的人共患難。
柯塔的本行是走私販，他無時無刻不擔心被警察抓走。因此整座城市的封城，對他來說反而是件好事。我們從柯塔在整本書當中的行為可以發現，其實柯塔的心中藏著一顆想要被重視被尊敬，也想要大方度日的性格。他的罪行阻隔了他的願望，但是在封城之後，他突然發現，城裡的人都在面對他以往的日常壓力，每個人都生活在無端的恐懼當中，就跟過去的他一樣。
柯塔的邊緣與孤獨，是日日都在發生的，是一種日常。在長遠歲月裡早就改變了這類人，如果真要比擬類似的歲月，大概就是當兵或者是大考前。我們漸漸發現，周圍出現了很多怪異的人。偶爾談論自己時，卻已經沒有辦法精確指涉核心，而是不斷地想起自己受過的傷。
柯塔在城裏面會召集人們，發表言論。他會講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偶爾他會說他跟某個城裡的學術領域領袖很好，但是或許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那個人好像沒有這樣子想時，他會憤怒的抨擊他，罵他，說他是個不好的人。
小說家張曉惠（或名蘇飛雅）的作品《蛆樂園》當中曾經說過這段話：
……繁華的臺北城是個大斗，斗上坐滿光鮮亮麗的臺北人，爬不上去的，在斗壁上掙扎，上上下下，上了又下，或者，下了又上；而遊走於社會邊緣的流浪漢，不但爬不上去，還一路滾到窄窄的斗管底。
所以柯塔會出現上述行為，其實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害怕再度被排斥被攻擊，因此不斷的運用語言驅逐，甚至是建立自己的領域。他對藍柏很好，他一知道藍柏想要離開這城，馬上就對他伸出援手。並不是體認到藍柏的需求或是可以同理他的處境，相反的，柯塔純粹只是渴求著人們對他的友善，對他的尊敬。彷彿朱宥勳在《小蜜蜂之死》當中所提到的：「世界並沒有聽到他們的需求。」，所以脫離秩序，是他們追求幸福的第一要務。
小說裡面，柯塔是所有人物唯一沒有加入醫療服務隊的成員。他不斷的遊走在整座淪陷的奧蘭城中，覺得十分的開心。小說是這樣子敘述他的：
……然而城裡有個人看起來既不疲累也不氣餒，依舊顯得非常心滿意足。這個人就是柯塔，他繼續保持距離，又同時不與他人斷絕。
而小說當中跟柯塔關係較為緊密的青年塔盧（淡江教授吳錫德認為，此角色的建立或許有反映部分的卡繆自己）則是這樣子敘述這位走私販：
……他唯一不希望的就是和別人隔離開來，他寧可和所有人一起被困，也不想孤單一人關在牢裡。有了瘟疫，就不會再有秘密調查、卷宗檔案、密令與緊急逮捕等情事。正確說起來，也不會再有警察，再有犯罪事件（不管新舊），再有罪犯，現在只有一群被判死刑等待著最難猜測的天意恩典，而其中也包括警察在內。
柯塔身為整個世界的遺棄人物，唯一的挽救方法只剩下那麼一個，就是等待世界崩毀。鼠疫，代表的就是整個世界當中的「壞毀」。舉凡是戰爭、瘟疫、暴力、極權、人生苦難等等，都真真實實的存在著人心，也折磨著每一個人。但是對於像柯塔這樣子的極度荒漠邊緣人來說，這些災難反而可以把他跟整個群體一起綁了起來。而且根據他自己的看法，「人不可能同時生兩種以上的病，假設你患有某種嚴重或不治之症，像是末期的癌症或結核病，那就不可能染上瘟疫或傷寒，再說，還可以再推的更遠一點，因為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癌症患者死於車禍。」因此他不可能會死於瘟疫，死於疾難。這讓柯塔這樣子的人的邊緣頓時不見了，他也因此珍惜瘟疫的存在，成為了小說當中的反面力量。（縱使如果我們想想卡繆的話語，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可以發現，這是柯塔的反抗，只是他的幸福是以整座城的苦難做交換的）
有些時候我們總會站在路邊的壞毀的房屋外，看著危牆與禿矮白色的牆垣，還隱隱露出幾條鋼筋水泥。不時的想起了關於整個世界的淘汰與主流，物換星移以及所有的歷史遺跡。我們再再想起那些不被記憶的邊緣人，攤懶著身子半坐在牆邊，或者是大聲疾呼的在路邊發著傳單而無人響應，或者是班上一個不懂得社交的同學，每每以拙劣的手段試圖吸引同學的注意，卻被指為怪胎。我們終究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結的，或許就這樣子，像是房子一般遭到遺棄，然後堅韌的屋牆繼續腐朽，在距離死亡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不復活著。
卡繆的兩個角色，在瘟疫結束後，分別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藍柏在奧蘭城月台上等待第一班離城的火車，等待著他心愛的妻，心中有點不知所措，歡喜之情琢磨著他，完全無法再多做些思考。直到一雙一雙的臂膀擁抱，貪婪的探求著久而未見的對方。
而柯塔，他在瘟疫開始消退那段時間常常回到李厄醫師那裡聊天，詢問說有沒有紀錄瘟疫可能會在消退一段時間之後捲土重來的跡象，李厄總是不把話說死，而柯塔就會拿著他的話再出去跟鄉里群眾聊天，提醒他們瘟疫不是不可能再度流行的。但是瘟疫終究是結束了，而柯塔的下場是在公寓裡跟上門的警察駁火，被擊中身亡。
其實或許，在瘟疫結束之前，柯塔早就死了。從那個翻正的斗壁上一路滾落，成為了棄子。所以那場槍戰，看起來激烈的槍戰，其實不過只是要實踐柯塔肉身消亡的過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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